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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綢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志鵬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亞在絲綢之路發展中的作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發布時間:2023-02-09 瀏覽次數: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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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亞在絲綢之路東西方貿易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為東西方世界貿易交流的橋梁和紐帶,有效連接和溝通了絲綢之路貿易,中亞自產和中轉的貨物豐富了東西方貿易市場,中亞古代民族也發揮了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橋梁作用,中亞貨幣經濟流通形成了最早的“國際貿易流通區”。誠如季羨林先生曾講,“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動力之一”。絲綢之路沉淀的不僅是一種文化,更多的是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經驗和東西方文明的智慧結晶。絲綢之路的開辟和發展為古代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條件,帶動了商貿發展,溝通了中外關系,促進了文化交往,擴大了人們視野,豐富了各國歷史文化,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連接東西方貿易

            中亞深居內陸,遠離海洋文明,嚴酷的自然地理環境隔離了其與中國、印度、伊朗等文明的聯系。但是,中亞的古代商路為同周邊諸文明聯系提供了渠道。此外,由于中亞地處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受絲綢之路商業環境的影響,故而產生了濃厚的商業意識,較早開始了跨地域的商貿經濟活動。中亞的商業和貿易活動也繁榮了沿線的城市,在中世紀,中亞的阿姆河、錫爾河地區商業、手工業和文化成就非常發達,這些地區云集了大量的穆斯林學者、藝術家以及技藝精湛的工匠。由于中亞的河中地區地處連接遠東、中東等商業網絡,故它在中世紀的歷史上具有顯著地位。

            中亞的商業貿易有許多不同線路,其中最重要的是連接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道路。然而,對于商業貿易行為來講,任何時期的政治環境都會影響商隊的安全性以及商路的繁榮狀況,因此,從事貿易的商隊一般會考慮選擇相對安全和有利的線路。

            東西方物品與技術的中轉站

            中亞地區物產豐富,手工業、商業繁榮發達,當地自產輸出的商品和貨物通過成熟的商業線路遍及東西方世界各貿易市場,也奠定了其在絲綢之路貿易上的影響和地位。中亞的商隊從印度運來香料、寶石、珍珠、金線等,從中國運回絲綢、瓷器、茶葉等,從波斯運回糖、布匹等,這些商品通過中亞的布哈拉、撒馬爾罕等商業重鎮集散、轉運,再遠銷至歐亞各大貿易市場。

            東西方商品之間極強的互補性和絲路貿易的豐厚利潤,使得貿易的商品結構呈現出高度穩定性。通過中亞的絲路貿易,產于西亞、中亞的土特產傳入中國,產自中國的物品也經中亞傳至西方世界。借助中亞的貿易市場和交流,中國的紙制品和造紙術西傳,絲綢之路還為中亞和歐洲世界帶去了中國的活字印刷、冶鐵術和水利灌溉技術以及漆器、瓷器、火藥、指南針等各項技術。借助絲綢之路的貿易交流,中國文化也影響著中亞、西亞以及西方國家。與此同時,隨著絲綢之路東西方貿易的發展和繁榮,歐洲、西亞、中亞的科技文化和藝術也傳入了中國。故而豐富了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時也繁榮了東西方文明。

            中亞古代民族促進絲綢之路貿易繁榮

            中亞是古代民族起源、遷徙和融合的舞臺。據考古學家證實,早在新石器時代生活在中亞地區的一些部落和當時居住在西伯利亞、烏拉爾、中國新疆地區、黑海沿岸、伊朗以及印度洋沿岸的一些部落之間就存在著歷史和文化上的聯系。

            中亞中部地區是一個多民族混雜的地區,這些民族在語言系屬、宗教信仰、行為準則、思維方式上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草原是理解中亞在世界史上作用的關鍵,而大規模的養馬為此提供了基礎,馬是草原經濟的支柱,也是商品和國家財富積累的來源。此時,借助商貿活動,中亞的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發生了交往和聯系,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經濟文化模式”。中亞草原游牧民族的遷移活動雖然擾亂了農耕世界的文明進程,但在經濟和文化上卻使游牧民族融匯于農耕世界,促使農耕世界不斷擴大,而且這種移動也為絲路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

            活躍在中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因為其游牧經濟的特點,踏出了一條貫通亞歐大陸的草原通道,他們與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聯系,成為了經營西域和東西方貿易的使者,進而開辟了早期的青銅之路、玉石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開通后,成為了東西方互通有無、交流互鑒的通道,古希臘羅馬文化、伊斯蘭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代東方文化交叉其中,互相影響、互相借鑒。由于地處絲綢之路東西方貿易交流的必經之地,中亞的古代民族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并扮演了中介者和橋梁的作用。

            形成國際貿易流通區

            歐亞大陸的經濟文化交流是由絲綢貿易而引起的。中亞特殊而重要的地理區位優勢,決定了它在東西方貿易市場上的地位。在古代中亞市場上流通和使用的貨幣便是最好的歷史見證。當今學界普遍認為,古代世界擁有四大貨幣體系,而這四大貨幣體系交匯、融合的地區便是中亞。受其影響,形成了特色鮮明、融匯多元的“中亞貨幣體系”。貨幣是國家政權的象征,也是代表信用的符號。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國家政治穩定與否決定了貿易市場的繁榮和貨幣流通種類和數量的變化。古希臘、波斯、大食都對中亞進行過統治,直接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生活和貨幣流通。因此,在中亞的貨幣市場上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固有價值基礎上的貨幣流通傳統,各種貨幣都在流通和使用,且僅在特定有限的范圍內發揮交換媒介和支付方式的作用。古代中亞境內流通的錢幣種類主要有:古希臘式樣錢幣、波斯薩珊銀幣及仿制幣、仿唐“開元通寶”式樣錢幣以及各種中亞本土錢幣。中國的“開元通寶”錢幣以及絲綢是中亞貿易市場備受歡迎的硬通貨。絲綢之路是貿易交往之路,也是錢幣流通之路,東西方貨幣在中亞地區匯聚、融合,形成了最早的“國際貿易流通區”,進而為促進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中亞是古代絲綢之路東西方貿易與文明交流、碰撞和融合的重要節點。從世界史的視角側觀中亞經濟在絲綢之路貿易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可見其反映了世界史、整體史和區域史間的互動和對話。對此開展深入的探索,可以拓展中亞區域國別史研究范疇,豐富世界史和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內容。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亞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肇始地和優先發展區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該地區“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成敗,關系到上合組織發展、中國周邊外交等重大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此歷史契機下,需要發揮學術研究的歷史擔當和時代責任感。積極開展中亞經濟史研究,對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打破地區貿易壁壘,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和現實啟發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課題“重要國家的中亞政策及其涉華動向和舉措跟蹤研究”(21VGQ024)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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